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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国家政策的地方实验室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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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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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群并建,精准管理

  中新浙江网1月26日电(宋国诚) 嘉善“新居民事务局”采取“育教结合”的第四方面,是进行以“党群并建”为核心的再组织化建设。面对43万外来人口,光依靠“事务局”一个专门机构,肯定不足以服务于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居民,难以面面俱到。胡喜春局长指出,“我们大力发展、培育、协调社会组织,整合党组织、妇联、工会、团工委等等,不要事事由政府包览。例如由新、老新居民组成『新居民和谐促进会』,建立地缘性的『中间人机制』,例如四川人向四川人协调,地缘接近、语言相通,减少新居民一种『被管理者』的抵制情绪。例如有一位来到嘉善打工的四川人,名叫阳丽平,素质不错,协调能力很强,在我们的鼓励之下,成立了一个『阳丽平工作室』,协助包括四川人在内的新居民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另外还成立『新居民议事委员会』,委员代表向来自各地的新居民收集意见,定期向委员会反馈,协助党委组织进行疏导、解释、宣传。能解决地尽快解决,不能解决的尽量解释”。

  第五方面是“精准化管理”,也就是进行计算机化档案管理。由于新居民流动很大,有进有出。“事务局”主动下访采集访问,把信息输入计算机进行登记、统计、分析、管理等等,定期提供给党委政府进行决策考虑,例如新居民如果增加了,是不是学校的容量要扩大?文化场所是不是要扩建等等。胡喜春局长指出,“经过计算机化档案管理,我们就可以全面掌握新居民的动态,及早因应,长期规划”。

  二、愿把嘉善当娘家!

  在我看来,评价嘉善新居民服务工作的成效,可以通过“流动形态”、“居住年限”和“长住意愿”等等统计指标的交叉分析来判断。胡喜春局长告诉我,新居民先往往先是单枪匹马来到嘉善,后来老婆小孩也过来了,最后老人家也过来了,也就是最终完成了“举家迁移”的流动,而且这一比例不断增加,这显示新居民的长住意愿是很明显的。

  依据2010年一项调查,在6020名受调查对象中,有20.21%的新居民有“定居发展”的意愿,其中有44.37%的新居民有购房意愿(统计上属于强度指标),有37.39%的新居民有迁移户口的意愿,这显示有两成比例、约7万名新居民愿意以嘉善为新家。另外,依据居住证的持有形态来看,已办理临时居住证的新居民中,有40.1%的新居民有定居意愿;依居住年限来看,在已经住满3年以上的新居民之中,有高达61.95%的比例有定居意愿。而在有定居意愿的新居民中,以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为主体。这说明,以企业工人为主体并具高度定居意愿的新居民,确实需要政府与社会给予帮助与扶持。对此,嘉善勇于未雨绸缪、创先争优,除了地嘉人善之外,也可说“党嘉政善”!

  嘉善县新居民事务局副局长彭月喜先生

  三、“新居民工作室”:嘉善特色的社会治理

  法治宣传科科长孙彩雯女士向我们深入介绍了新居民事务中各种“个人工作室”的细部情况,例如阳丽平工作室、柳洪银工作室等等。孙彩雯科长说道:“以工伤事故、积欠工资等等纠纷为例,如果让新居民与雇主直接谈判,虽然基本上都是依照劳动法处理,但新居民往往还是不信任,甚至矛盾越演越烈。阳丽平工作室知道之后,会主动出面居间协调,往往取得了新居民的信任,容易获致各方满意的结果”。

  

嘉善县新居民事务局法治宣传科科长孙彩雯女士

  实际上,这些工作室不仅由劳工组成,也有由企业主设立的。例如知名度很高的“柳洪银新居民和谐工作室”。1999年,柳洪银从温州永嘉来到嘉善西塘做纽扣生意而致富,2006年,柳洪银以党员身份率先捐款提议在西塘组建一个“新嘉善人党员基金会”,筹集基金扶助有困难的新居民党员和群众,并奖励工作勤奋的新居民党员。同年,又以个人名字成立了“柳洪银工作室”。虽说是个人工作室,实际上群众参与热烈,人气兴旺。孙彩雯说道,“柳洪银不仅协助新居民找工作,还给予生活的协助;又如来自不同地区的新居民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也会出面协调,化解纠纷”。

  又例如“奔辉联络工作室”(“奔辉新居民议事委员联络工作室”),是由大云镇一位新居民,本名王本辉的丝印企业主,于2010年12月在自己的公司内建立的。2010年12月,“奔辉联络工作室”成功调解了新居民洪小玲与大云镇某箱包厂的工伤赔偿问题,获得各方好评。这些工作室,不仅解决了“事物局”人力不足的问题,且以自组织化的方式,发挥一种“以新管新”(新居民管理新居民)的效果。

  另外,孙彩雯提到,“我们还成立了『乡音讲师团』。因为有些新居民来自偏远地区,文化水平在小学程度。如果用本地的语言向他们宣讲,他们往往听不懂,所以我们就邀请同乡人成立宣讲团,用他们家乡口音,以老乡的身份,向他们倡导教育,他们就会感到很亲切,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在我看来,这种“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正是发挥中国“熟人社会”的优越性之所在。

  四、国家政策的地方创新:再组织+自组织

  这里所谓“以新管新”(或“以新调新”),正是前述所说的“地方子制度”的自觉性创新,也就是我所说的地方作为“国家政策实验室”在落地实践后所产生的制度外溢效果。这种“工作室制度”,就是政府通过自身的“再组织”,结合社会组织,主动诱发新居民的自我潜力与积极性,引导新居民进行“自组织”,让新居民利用血缘、地缘、业缘关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自我提升,形成一种“伙伴关系”的服务链。这种“工作室”(自组织),又不同于由于政府管理缺位所形成的自我保护的封闭性组织,而是开放性、服务性的中介性组织。在我看来,这种“再组织∕自组织”的机制创新,既能减少背景不同之新居民之间磨擦式、隔阂式的冲突,降低新居民的社会疏离、边缘意识、身份自卑等等负面评价,又能提高政府的管理绩效,特别是从过去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转向“社会整和”(social integration),提高融入度、认同感和归属性,创造社会和谐与平安环境,这就是我所理解到的“嘉善特色”。

  事务局服务对象不只针对新居民,也包括新居民第二代(新二代)。孙彩雯指出,“我们也成立了『家长学校』,举办各种亲子活动,开展亲情教育、感恩教育,增进新居民的亲子关系与家庭和谐”。嘉善每年在每位新居民子女的财政支出达到15000元以上。目前,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新居民子女有21979人,占了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全体学生的49.56%,几乎达到半数,其中81.16%的新居民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其它的子女进入12所民办子女学校,由此显示新居民子女的就学率相当高。

  据我了解,上级领导不时来到嘉善进行“暗访”(不通知的查访),真实地了解事务局的工作绩效与成果。有时候,上级政府还会委托第三方进行调查和考核。截至目前,在较具真实性的暗访中显示,民众的满意度高达90%以上。

  五、美丽中国、浙江实践、平安嘉善

  嘉善之所以赢得“平安县”的荣誉,在“名不虚传”的背后,其实有着许多忠诚干部默默的耕耘和努力,也有热心公益的居民平日的投入与奉献。在深入了解新事务局之后,我深深感受到嘉善政府的职能转变,明显从“指导∕管理型”政府转向“参与∕服务型”政府。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外来人口的模式,从过去限制、打压、歧视的消极作为,转向教育、辅导、服务等等积极作为,也使中国历经30年跨域谋生的流动人口,从过去北漂南移、彷徨迷失的“盲流”,从离乡背井、苦重累脏的“农民工”,转变为今日受礼遇、有尊严的“新居民”,这正是“美丽中国、浙江实践、平安嘉善”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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