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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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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志勇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改革中小学教师业绩奖励制度、加强儿童游戏产品市场准入监管、推进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加快建立未成年心理高危学生联合干预体系和机制……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张志勇提出多项与基础教育公平、儿童青少年成长相关的建议。

一、改革中小学教师业绩奖励制度

背景:现在,各个县市的高中布局很不平衡。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优秀师资和生源越来越向个别最优秀的高中集中。这样,在一个县域内,高中布局就形成了“金字塔”的形态。也就是说,好老师好生源往往都集中在最好的县一中里,最差的生源则被收拢到职业高中里,中间这一部分也是被搞的“三六九等”。由此,高考奖励额度在各个学校之间,自然差距巨大。最高的学校达到近千万元,次之数百万元,再次之一二百万元,差的只有几十万元了,甚至没有任何奖励。

这种单纯依据高考成绩实施的奖励制度,造成的严重后果是:

重奖励不重基本待遇保障,优秀教师招不来。在这样的高考奖励体系里,高考成绩优秀的教师,单高考奖励就可以拿到10万元。由于县里把大量的钱都用于每年的高考成绩奖励,已成为县里沉重的财政负担,很难拿出更多的钱用于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县域高中资源配置分化越来越严重。为了追求更高的升学率,县里把当地优秀的老师和生源都集中到最好的县一中,同时这种奖励制度本身又吸引优秀教师拼命向县一中流动。随之而来,县里的教育投入也重点保障县一中。这就形成了当地高中教育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由此,当地的教育公平也就失去了基础。

中小学教育越来越被升学率所绑架。一切以高考、中考升学率为指向,整个教育都是围绕着升学考试来运转,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的建设等等,都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建议:改革和调整中小学教师业绩奖励体系。

1.要保证教师业绩奖励资金来源。各级财政应把中小学教师教学业绩奖励资金全额纳入当年财政预算。

2.科学确定教师业绩奖励额度。总体上,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教师的业绩奖励额度应该是一致的,原则上应依据生均来确定各个学校的教师业绩奖励的总体额度。当然,各个学段、学校之间,可以根据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一定系数差异。但绝对不能依据考试升学成绩分配教师业绩奖励额度。

3.科学确定教师业绩奖励标准。中小学教师的业绩奖励固然要看教学业绩,或者说学生的考试升学成绩,但同时要突出教师教书育人的劳动付出。这里,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把本校学生身心健康素质特别是体育素质纳入教师业绩奖励考核系数。具体做法,县里可以根据每所学校学生体质监测水平纳入各学校教师业绩奖励额度的分配系数,成绩高的奖励系数高;二是要考虑每所学校学生学业成绩的增值水平,而不是简单地看一次性考试升学成绩;三是要突出教师教学业绩的团队奖励,特别是学科教研组和行政班的团队奖励,而不是仅仅奖励毕业年级的学科任教教师。

4.科学确定教师业绩奖励方案。各学校教师业绩的奖励方案,要反复论证,科学研制。方案经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

二、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

背景:适应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教育强国的需要,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教育涉及到最广泛的教育公平,一直是国家教育投入的大头。一方面,国家要继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强度,同时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基础教育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改革基础教育投入体制机制,提高基础教育财政性经费的使用效益。要加快基础教育公共财政体制改革,通过政府办学和政府购买服务引入市场有效资源,发挥政府办学的公共性和市场资源供给的高效性两个优势,创造更有活力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资源市场,做到既确保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又能调动市场参与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

建议国家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试点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制度。

一是国家建立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制度,允许中小学拿出一定比例的教育财政经费用于本校购买校外优质教育资源和服务;

二是财教育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出台中小学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项目清单;

三是教育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指导中小学建立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机制;

四是教育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建立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项目绩效评价制度。

教育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积极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试点,在形成经验和可推广、可复制的有效模式后,再全面推开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制度。

三、全面加强儿童游戏产品市场准入监管

背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显示,目前中国青少年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已经超过2亿,占青少年网民的66.5%。青少年首次接触网络游戏的年龄呈日趋低龄化,其中6~14岁,也就是中小学阶段是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的主要时期。整体来看,有4成以上青少年在11-14岁开始接触网游,还有近两成青少年在6-10岁就已经开始接触网游。特别是在6-10岁的群体中,有接近两成是不到5岁就开始接触网游。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吸引力巨大。

建议:全面加强儿童游戏产品市场准入监管。

一是加强儿童游戏产品的准入监管。改变当前单纯把游戏产品作为一般文化产品,单独由文化宣传网信部门负责准入监管的做法,实行网信和教育部门两次监审机制,网信部门负责首次监管,教育部门负责二次审查。

二是尽快实施儿童游戏产品分级管理制度。建立由教育、心理、卫生、法学、儿童学、软件开发等专家组成的儿童游戏软件定级委员会对网络游戏软件进行定级,划分出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游戏级别。

三是调整降低儿童游戏时长。目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规定:网络游戏企业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的时长,法定节假日每日累计不得超过3小时,其他时间每日累计不得超过1.5小时。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研究这些时长规定在未成年人日常学习生活中时间占比是否科学、科学、适宜?同时,对不同学段的儿童要做出不同的规定。

四是进一步降低未成年人每月游戏消费金额。目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规定: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为未满8周岁的用户提供游戏付费服务。同一网络游戏企业所提供的游戏付费服务,8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的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5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200元人民币;16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的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10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400元人民币。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研究,是否需要进一步限制未成年的游戏消费数额?

五是调整儿童网络游戏预警时间。目前,根据多部委发布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PC端游戏用户累计在线3小时以内的游戏时间为“健康”游戏时间,累计在线3小时~5小时的游戏时间为“疲劳”游戏时间,累计在线超过5小时的游戏时间为“不健康”游戏时间。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研究,所谓“健康游戏”时间的规定是否科学适宜?

四、加快建立未成年心理高危学生联合干预体系和机制

背景:近年来,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小学生心理问题呈现愈发严重的趋势,突出表现为网络沉迷现象严重、抑郁倾向学生增加、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学生自杀事件多发。从互联网数据来看,我国21.6%-32%的中小学生有心理障碍问题;网络沉迷学生达2400多万;每年青少年自杀15-16万人;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5400万的抑郁症患者,相当于100人里就有4个抑郁症患者,权威机构估算,抑郁倾向学生约500万。

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新时代全社会面临的重大公共问题,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教育问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加快建立未成年心理高危学生联合干预体系和机制,对心理高危学生进行抢救性干预。

建议:

1.成立国家心理健康教育联合委员会,在国家教育部设立办公室。教育、公安、卫健(医院)、妇联、共青团(政法委、财委)等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以政府主管领导为主任委员,教育、卫健部门负责人为副主任委员。在教育部门设立委员会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各相关部门指派人员参与。健全日常工作沟通机制,确保每季度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及时沟通情况、研判形势,研究出台工作对策。

2.编制实施“十四五”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计划,全面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一是推进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建议500名学生配备一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二是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纳入“国培计划”和地方各级教师培训计划,全面加强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培训;三是中小学结合家长会等活动,每年对学生家长开展至少一次心理健康知识培训,提高家长预防、识别子女心理行为问题的能力;四是中小学要全面设立心理服务平台(如心理辅导室等)、心理辅导热线,通过心理教师、校医,或引入心理学专业教师、购买专业社工服务等形式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五是全面实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80%以上。

3.编制实施卫健系统“十四五”心理高危学生治疗康复体系建设计划。一是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大精神科医师培养培训力度,探索开展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专科医师培训。二是健全精神(心理)门诊体系。60%的二级以上精神专科医院设立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30%的儿童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三是健全各地市、县设立或接入心理援助热线。已建有热线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及12320公共卫生热线、共青团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等,要对工作人员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培训,保障提供专业化服务,并向儿童青少年广泛宣传热线号码,鼓励其有需要时拨打求助。

4.利用政府大数据建立心理高危学生早期发现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一是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学生社交信息,结合互联网及公安大数据建立学生网络异常行为(包括网络沉迷、抑郁、扬言自杀等)、心理高危学生预警模型,对发现的心理高危学生及时推送给教育部门,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早治疗;二是对教育部门排查出的疑似心理高危学生及卫健/精神医院提供的就医学生进行大数据行为观察,对有自杀倾向的学生,第一时间反向推送教育部门;三是加强网络涉淫秽、色情、暴力等信息监测,为学生净化网络空间;四是对自杀学生开展现场调查、回溯调查,彻查原因,优化对策;五是为教育部门/教育专家开展大数据教育规律研究提供条件支持;六是为中小学开设基础网络安全素养课程。七是建立数据流转机制。对教育部门提供给公安部门的学生社交信息、公安部门主动发现的心理高危学生、教育部门提供的疑似问题学生、卫健/医院就诊心理高危学生信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建立高效、流畅的信息流转及反馈机制。

5.探索联合建立健全高危学生心理干预工作机制。一是教育、卫健部门联合指导中小学校建立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干预方案;二是中小学建立学生心理健康定期普查和摸排(比如每月或每季度一次)机制;三是建立教育、公安、卫健部门高危心理学生防范和应急处置机制;四是建立教育、公安、卫健部门高危心理学生协同救助和治疗体系。

6. 建立高危学生心理干预体系和机制建设试验区。由教育、卫健、公安等部门联合,在全国选择若干试验示范区探索试点青少年学生高危心理群体“监测发现-风险研判-危机干预-康复结案”“四步走”干预模式,待取得相对成熟的经验后在全国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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